边民初进学堂（看60版的人如何上学）
文化大革命如火如荼，学生全国大串联，学校停课闹革命。
边疆有边疆的好处，老百姓还是认为孩子必须送进学校，否则通通变成小野人怎得了？再说了，父母哪有时间照顾我们？太阳没出山，他们就上山砍伐森林开挖梯田，太阳落山，一把火点燃几天前砍伐在地枯萎干燥的大树小草，一座山一座山烧得通红，这才荷着砍刀锄头回家。
在父母眼里，孩子进学校也就是进了“公办保姆院”了。
法定年龄是7岁上小学，这不，文化大革命了，毛 最高指示说了：学制要缩短，教育要革命。五岁的边民混进了学校。
课本是红彤彤的“红宝书”——一本《老三篇》一本《毛 语录》，都是毛 著作。三十多年过去，我仍能大段大段背诵那些课文，特别是林彪副统帅的“再版前言”：毛/泽/东/同志是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，他继承捍卫和发展了……
不背诵毛 语录不仅是个学习问题，更是生活问题政治问题。比如你去吃米线，先得背毛 语录：“毛 教导我们说，贪污和浪费是极大的犯罪，给我来碗五分钱的米线。”卖米线的也得说：“毛 语录，对待同志要象春天般的温暖，拿着，你的米线。”
买卖双方若有一方不背诵毛 语录或者背错了，麻烦就大了，交易自然是立即取消，现场全体人员还立刻组织起一场批判会，对你进行“触及灵魂深处的革命”，“狠斗私字一闪念”。
每天早上，广播喇叭播放《东方红》，大人小孩一律得到操场上背诵毛 语录，叫做“早请示”，然后开始随着《敬爱的毛 》音乐跳“忠字舞”，也就是后来学校里的“广播体操”了。每天晚上，“忠字舞”少不得再跳一次，结束曲换成《大海航行靠舵手》，这叫“晚汇报”。目的都是为了“向毛 党中央表忠心”。
半夜三更，毛 在中南海说了一句话，全国就得起床迎接和庆祝“最高指示发表”，敲锣打鼓大肆热闹一番。交响曲《北京喜讯到边寨》我一听就犯晕，半夜听到，会立即揉着眼屎从床上爬起来去操场集合，不是不好听，条件反射啊。某地还是某国，给毛 送去几只芒果，老人家吃了连连说好，这还得了？芒果顿时身价百倍，成了“果王”，搞得我们这些爬树乱摘芒果的小屁孩一上树就双腿打抖。中国产芒果的地方特少，大部分地方便塑了芒果的塑像加以供奉，70年代80年代我去很多地方旅行，还看到过不少的“芒果”神像。
有次，毛 填词，内有“不须放屁”一句，我们这些小屁孩就整天尾随着有放屁嫌疑的人，只要听得一声响从胯间发出，冲将上去，双手合十，对着人家屁眼就是恶狠狠用劲一插，高叫着“毛 教导我们说——不须放屁！”被插的人肛门痉挛连锁反应至胃痉挛，极其难受，却又作声不得，脸色阴晴不定。谁敢违背毛 语录？那是杀头的罪，叫做“现行反革命分子”。我记得那是童年最流行的一种娱乐项目，很有防治痔疮的功效。
边民虽是同级学生中年龄最小的，背“红宝书”可是一点都不含糊，甚至还操练过倒着背，验证“倒背如流”的可行性。跳“忠字舞”幼稚可笑，但一派天真烂漫，深受老师和大人喜欢。很快，学校就慧眼识珠将边民选进“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”，唱唱跳跳到处演出。印象中，扮演过微型版的“小炉匠栾平”“参谋长刁德一”等等，至于演过什么“正面英雄人物”反而不记得了。这记忆吧，大约跟性格有关，演反派记得牢，那是因为坏人好玩，喝酒吃肉调戏妇女，很人性，下场虽然难免不得好死，毕竟快活过日。用毛 语录来说就是“人固有一死，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”（他老人家也是引用太史公的话）。我还是觉得“鸿毛”潇洒飘逸，人生如梦，如鸿毛，多贴切。死成泰山那样，没劲，我登过，平原上一个小山包而已，看不出哪里好玩，还联想到左冷禅，越发不乐意。
背“红宝书”远不能满足求知欲，太简单。便去找高年级的师兄们“跳岛战役”式学新鲜东西。老师教着加减法，我已经把乘法口诀背得滚瓜烂熟，除法表也刻在脑子里。一年级读完，跳级，直接读三年级，坐在第一排座位，身后同学个个比我高出一个头以上。受欺负啊，师兄师姐都来脑壳上凿爆栗掐脸蛋，不用化装，直接就可以上台演“花脸”。同学都比我大三岁以上，那是什么概念？他们九岁才读三年级，边民六岁就读了，这就惹了众怒，是可忍孰不可忍？刻骨铭心的是一个师兄经年累月欺负我，他是班里的霸王，直到成年，我见了他面从不理睬，三十年不跟他说任何一句话。大概他早忘了童年，到处问别人：他怎么不理我呢？这师兄在工商局当点小官，那些年听说我做生意，乐呵呵地拉着税务局弟兄主动来帮忙：要什么执照，发票？我派人给你送来。我一言不发，烟都不递一根，目无表情。不知道他现在想通了没有。
父母带领一队“知青”转移到新的原始森林开荒种橡胶，我也不得不转学了。
新的学校象个“草台班”，教室是茅草棚，竹篱墙，四面透风。天上下大雨，教室里下小雨。全校老师只有两名，一个教语文一个教算术，包教一年级到五年级，后来知道这叫“复式教学”，其实是没办法的办法。
从家里去上学，走的是弯弯曲曲小道，穿森林河流，翻几座山。天蒙蒙亮上路，太阳当顶才进入教室。冬天比较惨，没鞋子穿，赤脚走山路，露水、寒气、荆棘之下，一双脚地图似的纵横交叉布满裂口。用铁皮罐头空盒钉穿些小洞，装进火炭，拎着去上学，一路走一路甩炉子，怕碳火熄灭。走一段停下来烤烤脚板，拔拔刺，舒服之际，高歌一曲《我爱北京天安门》，自我感觉红小兵跟小红军没啥两样。读到初中，开始有鞋子穿，布鞋，一双脚有了归宿，百感交集：有鞋子穿，真幸福，社会主义就是好来就是好，什么时候亚非拉苦难人民也象我一样有鞋穿有学上，共产主义就实现了吧？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的台湾骨肉同胞，也能象我一样吃上包谷饭，那就是解放了。
一生中，最快乐幸福的学生生活，应该就是这几年“草台班”学校中度过的了。
教语文的北京女知青王老师是我一生最爱的老师，人漂亮，普通话标准，讲故事一流。她是人民文学出版社王子野先生爱女，高干子女，藏有那年代许多“禁书”，常常拿出来讲给我们这些半懂不懂的小孩听。王老师后来读大学学的是什么“西班牙语”，怪乎哉，她的汉语那么好，干吗要去学拉丁语系？让我始终想不通。
教算术的张老师是上海女知青，娇滴滴的，用上海话说，有些“发嗲”。难怪后来我的数学一塌糊涂，大约是被张老师“嗲”糊涂了。但她是好人呐，关心学生无微不至，温柔、母性、善良这些东西，在她身上表现得很淋漓。12岁我流浪到上海混了大半年，得到许多张老师一样的大姐阿姨的照顾，终身感激，爱极了上海女人。
读到五年级，老师生病的生病，回家探亲的探亲，学校只好放长假。来年重开学，再读五年级，等于读两次五年级，跳级也白跳了，重归本位。要不，14岁就该高中毕业去读大学的，耽搁了一年，人生就有了另外的不同，此是后话。
